记忆中的全椒县城老字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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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庆兴书店 儿时的记忆中，何庆兴书店坐落在全椒县凤凰街靠丁字街口的路南边，三间门面，两间经营京广货业，一间带有“L”字型高大木柜台，经营文具书籍。直接与“何家书店”打交道的是在我读小学二年级。一天放晚学后，父亲带我到何家书店买办公用品，主要有红、蓝墨水和白报纸，是父亲为学校选购的。“L”字型柜台靠中间部分是一个长长大大的玻璃柜台，在那时算是很洋气的。玻璃柜台里摆满了文房四宝，还有较时尚的“原子笔”、铅笔。由于是傍晚，来不及细看，在父亲替学校买了办公用品后，也替我买了半张白纸。当时白纸叫白报纸，八分钱一张，半张白纸订一个写造句用的本子，花四分钱。何家书店不但卖文具纸张，还卖各种教科书。那时还没有新华书店，一到开学，柜台前挤满了四乡八镇的老师，他们都是来为开学准备买各种课本、纸张和文具的。京广货业即现在的百货业，是鸦片战争后，外国货物的输入，才出现了商店设置的百货业。经营商品包括针织品、鞋、帽、搪瓷、铝器、玩具、文化用品以及部分五金、电器用品。何家书店名为“何庆兴号”，由何永生先生创立。书店在主营上述商品的同时，兼营文具书籍。当时类似的还有西门的“翠文号”，店主杨树临也经营书店，但与“何庆兴号”相比，规模小得多。正因为“何庆兴号”经营有方，百货及书店生意一直很兴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在后来的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中，何家的子孙都背上了一个“资本家”成分。其实在现在来看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百货店、文具店加书店。金老五茶馆 全椒县城一向有早饮茶、晚沐浴的习惯，俗称“早上皮包水，晚上水包皮”。全椒的茶社古已有之，如东门的汇中茶社，袁家湾的襟襄楼茶社。就是在西门也有像“集贤居”、“饮绿”和“正兴”好几家茶馆。而我熟悉的是位于小桥湾与宝林桥之间的“金老五茶馆”。金老五茶馆三间门面，两进加上两厢共八间。烧水的老虎灶设在天井靠右的厢房边上。门面一敞放八张八仙桌。天刚麻丝亮，西门一些遛鸟的老人拎着鸟笼来到茶馆，把鸟笼挂在天井的绳子上，定心定意地品起茶来。跑堂的见有客人来了，一边高声叫喊：“客来啦！”一边双手不闲地跑到客人就座的方桌边，一手放下茶碗，一手高悬铜壶，把滚开的水不偏不倚地倒入茶碗中。在合上茶碗盖的一刹那，清脆的碰撞声犹如打击乐中的“清音”。接下来，四个小碟放在方桌正中：一碟花生米、一碟五香豆、一碟臭豆腐、一碟油炸干，还有的外加一大盘酥笏牌。茶客有三两一桌，也有独饮独品者。对座品茗的一般是就茶馆议事，围成四方的大多数是轮流坐庄。独饮者多半是附近遛鸟的主儿，他们是茶馆的常客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不论刮风下雨，不论春夏秋冬，几乎固定在那个位子。因此只要他们一落座，不变的四样茶点立刻呈现在眼前。门前的油条锅、烧饼炉也是茶馆的一部分。茶馆从解放前一直经营到一九五七年。这其中我到茶馆品茗的机会并不多，记忆中每年也只有三五回，那都是跟着爷爷去的。有时爷爷在和客人边谈事情，边品茶，我坐在一旁边吃着花生米边看“小人书”。印象最深的不是去品茶而是去听大鼓书。那时一般的茶馆下午、晚上兼设彩挑、清唱。有时下午还说评词、唱大鼓书。从五十年代初期直到五八年大跃进前夕，金老五茶馆每天下午都有一场评书。说书的是管坝人，姓孙。八十年代后期我因工作关系到管坝还见过此人。为了听他讲的《三侠传》，有时甚至偷偷旷课，直到被父亲发现扭着耳朵回家。现在回忆起来，那童年无知听大鼓书的感觉真好。一关子听完了追下一关，一直追到说书人说“且听下回分解”为止。大跃进以后，茶馆作为资产阶级阵地被废除了。但是留在脑子里茶馆的记忆却一直跟随着我，特别是那难忘的茶馆里说的大鼓书。杨棣生油坊 提起“杨棣生油坊”，西门街及西乡的人全知全晓。杨记油坊坐落在西门小桥街的北侧，坐北朝南，三间三进外加最后一个侧厢。迎门是“L”字型柜台，靠街的一面台面较低，好几个油桶一字排开。油桶里分装菜油、麻油、花生油等品种。从一斤到五钱用来量度油的“端子”，一字挂在用铁丝做成的工字架上。每只桶上至少有四只以上用铁皮或木头做的端子。我对油坊的印象缘于每日晚饭前拿着小碗到油坊去打麻油。晚餐拌个凉菜或吃臭豆腐，家中没有存油，只得临时去打，那时几乎家家如此。一次至多打五钱麻油，盖了个碗底，但用来拌菜是绰绰有余的。我特喜欢闻油坊的香味，由于我上的小学就在油坊的对门，即使后来搬入新校址，离油坊也不足一百米，因此一起东风或北风，正在上课的我们都知道油坊在“出油”了。每逢星期天，我们总喜欢钻到油坊去玩，看打油是小事，主要是去蹭花生饼吃。刚出榨的、带着稻草扎的花生饼硬而香，一块压一块地堆放在露天的棚子里，我和几个小伙伴时不时地去“偷”点解馋。第二进放着一个大碾子，有时用毛驴拉碾，有时用人工碾。最后的厢屋才是真正的工场。十几个“油鬼子”，光着脊背，穿着几乎能流油的短裤，喊着震天的号子，一夯一夯地、有规律地榨着油。杨记油坊用的料多是西乡和南乡农民自产自收的菜籽、花生、芝麻。一到秋后，排队榨油、卖菜籽、花生的人山人海。其中大多数是用菜籽、花生换油。一直到公私合营，杨记油坊才正式歇业。杨家好几个人进了“合作化”，油坊的买卖也停了。杨记油坊这种前店后坊、自产自销的经营模式，方便了周边的群众生活，活跃了当时的市场。随着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和经济的转型，杨记油坊销声匿迹，几代人创办的“杨棣生油坊”也从此无奈地划上了令人遗憾的句号。王永和药店 在小桥街和凤凰街的交汇处，有一个闻名于全城的老字号药店——王永和药店。它紧临宝林门，是县城和城郊结合部的必经之地。因此，一年四季，生意兴隆。药店坐北朝南，一敞三间。右边一间“匚”型木制柜台，右面是占满山样的紫檀色中药隔柜，排列整齐的百十个盛中药的抽屉上，工工整整地贴满了各种中药标签。离药店很远，就能听到铜制药杵在密封的铜制器皿里上下不停地捣动的响声。柜台前，一般都有三两个顾客拿着中药方在等待配药制剂。戴着瓜皮帽的“朝奉”（即店员）正在细心地抽动一个又一个盛满中药的小抽屉，用小铜秤称量按处方开出的各味中药。在全部称完配好后，又用专用包药的方块黄纸把一剂剂中药分别包好，再用悬挂在柜台上方的纸绳打成一捆。后面账房先生按处方把算盘打得格格响，朝奉一手收钱，一手礼貌地把打好包的中药送到顾客手中，点头哈腰已成习惯。药店的朝奉非同一般，他必须从当“相公”（即学徒）开始，熟悉各种中药性能和名称，不看标签也不至于抓错。三年满师后，才能升为朝奉。升为朝奉后才有月工资，而相公在学习期间必须缴纳学习费用，叫“拜师礼”，药店提供食宿。我与药店打交道是十岁那年暑假，身上起满了疖子，都说王永和药店的“一扫光”膏药灵，于是自己前去。站在柜台里的朝奉一看买膏药的，笑着接过钱，递上几张膏药。果真不假，这一贴把疖子催出了头，父亲狠着心用力挤出了带血的脓液，没几天全身疖子就痊愈了。有时我也看到炎炎夏日挑担子卖草的人在药店旁歇下担子，买一两包人丹。据说，这人丹是药店自己调制的，比日本的仁丹都好使。住在西门包括宝林桥外的乡下人，似乎对王永和药店更相信无比，其信任度看来还是来自店内出售药物的疗效。公私合营的五十年代末，全县大大小小的药店撤并，成立了“县药材公司”，是国营的，原先药店里的店员大多归顺到公司。在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，我还在药材公司看到过我熟悉的王永和药店的几位老店员。程秉东糖坊 程秉东糖坊就在我家的对门，坐南朝北，三间门面，外加向东的厢房。院子里建有锅屋，里面有三眼炒锅。糖坊生产的糖食大多是百姓喜爱的糕点：如酥糖、方片糕、大老罐、寸金糖、交切、芝麻糖之类。大多数食品都是现做现卖，比如做方片糕。把炒熟的糯米糕粉拌上上等白糖，放水调至干湿适中的糕粉，倒入铜制的糕盒内，用似瓦工的泥刀那样工具把糕粉压紧、压平，再翻过铜制的糕盒，把成型的糕放在案板上，一盒正好两方，再用刀细细均匀地切成片。在拌糕粉时，有时在糕粉中加入芝麻、核桃仁、红丝绿眉，加入芝麻切出的糕叫“麻烘糕”，加入核桃仁、果仁的糕叫“玉带糕”。一般逢年过节，这两种糕卖得较火。也有什么也不兑的“方片”，价格适中，销量也很可观。有办喜事的人家需要“欢团”，糕点房就特别加工。把炒好的糯米泡子放在毛竹匾上，用两根像扁担一样长的半圆毛竹筒夹起“欢团泡”，互相搓揉，一次能成型十几个“欢团”。不一会工夫，一大竹扁“欢团”就呈现在眼前。再在“欢团”上点上洋红、洋绿，以示喜庆。程秉东糖坊的“雪枣”也很有名。炸“雪枣”首先要做坯子。把糯米先磨成粉，加水调成面团，蒸熟后再切成一块块像私章大小的坯子，放入竹匾，晒上一两日，半干后再放入油锅炸，“私章”大小的坯子经油一炸，就变成“青头嫩”萝卜大小，这种雪枣再滚上糖粉，进嘴酥甜，嘴一抿就化。小时候有时故意把晒在我家院墙上的雪枣坯捣下来，回家煮粥吃，是另一番滋味。程秉东的三个儿子，继承父业的只有老大，公私合营后，进了全椒食品厂。现在街上较有名气的“宫廷食品”，还有程氏血统的成分。小聚“美洲” 这里的“美洲”，不是七大洲之一的美洲，而是闻名于全椒县城的老字号酒馆，全称“美洲酒馆”。美洲酒馆的创始人是袁明怀先生。该酒馆开设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右，抗日战争时期迁至广平镇，战争结束后又搬回到县城。从我记事时开始，美洲酒馆就坐落在繁华的凤凰街上。这里各种商家鳞次栉比，街上行人摩肩接踵，是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。临近中午，酒馆开始上客，有时十几个方桌坐得满满当当。酒馆坐北朝南，三开间两进加两个包厢，中间有天井院子。第三进为袁家的住宿区。每逢集市，酒馆一席难求。店里的小伙计肩头搭着擦桌子的家织粗布，身上围着油亮的围腰，从这桌跑到那桌。上菜的伙计两手端着长方形的菜盘，把顾客需要的热菜、凉菜一一端送到顾客面前。上茶的、送菜的、装饭的、买单的来来回回，吆喝声不断。厨上厨下忙得不亦乐乎。虽然美洲酒馆离我家不远，但上馆子的机会并不多。有时奉父亲之命到美洲酒馆“斩上”一座鸭，外加一个“桶钩”（即鸭头），再到小桥湾的汤宏酒店买上二两烧酒，只有这个时间才能细细打量酒馆的全貌。等到我有能力上“美洲”时，“美洲”的风光已经不在。那时已走上合作化了。酒馆也不例外，成集体的。记得一次从乡下的学校回城，因为是周六，再加上同事的劝掇，“到美洲撮一次”。于是，连我在内四位仁兄直奔凤凰街“美洲”酒馆。服务员见上客了，连忙招呼起来。我们坐定后点了四个菜一个汤。记得首选的是咸板鸭。美洲酒馆的咸板鸭是自己加工的，已有百年历史，肥而不腻，别有风味，非常有名。外加一盘炒腰花，一盘鸭杂，一盘油炸花生米。汤是菠菜鸡蛋汤。四人一瓶高粱酒，边喝边谈。也许是风味不减当年，大家大快朵颐，都很尽兴。一买单，连菜带饭加酒，一人才花一元五角钱。付了钱打着酒嗝，满面红光带着几分醉意离开了“美洲”。到了八十年代中期，凤凰街扩建，美洲酒馆已不复存在。如果不是那一次与几个同事小聚“美洲”，这全椒城有名的老字号无声无息地消失，将会成为我们一生的遗憾。好在“美洲”，我去过了！